《走向乡村善治——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蹲点日记（一）》
2021年以来，作为湖北省唯一入选的国家美丽乡村重点县建设试点区，武汉市蔡甸区强化资金投入保障，大力推进全区8个街道（乡）、22个行政村的美丽乡村重点县项目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力村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日前，记者赴该村进行了蹲点调研。
在前往农力村的路上，司机师傅告诉记者，我们途经的嵩阳大道两侧是蔡甸区重点打造的乡村振兴和共同缔造示范带。
2017年，区政府筹集6亿元资金，历时两年多将“一河两山”（索子长河、嵩阳山和九真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串珠成链，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如今，走在这条宽敞平坦的道路上，已不见当年“行路难，路难行”的景象，但这条曾经泥泞又让人沮丧的路，“农力人”走了很久。
农力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杨志伟戴着黑框眼镜，长相斯文，但常年的风吹日晒，让他的肤色有些泛红。杨志伟告诉记者，1999年，他二十多岁，当时的村干部程抱波找到他说：“村里的发展需要年轻人，你回来出份力吧。”杨志伟坦言，彼时城乡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依靠自己的手艺，他在外面一年收入不少，而当时的农力村还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村，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村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不超过3000元。
在杨志伟犹豫不决的时候，父亲告诉他：“你是从农力村‘打着赤脚’走出去的，是村里的‘能人’，见多识广，理应回来做些贡献。”在父亲的劝说下，杨志伟回乡进入村委会工作。
回忆最开始的那段岁月，杨志伟的记忆依旧清晰。他说：“我都是学村上的老前辈，他们那代人只想把村里建设好，不谈条件、不求回报，我也就力所能及帮他们分担肩上的任务。”
杨志伟提到的老前辈，是农力村的两位老书记——程抱波、黄志武。在杨志伟看来，以前的村干部更像农民——凌晨五点开始劳动，村内如果有事，得赶紧放下锄头，完成工作。一天下来，才发现灯一盏一盏地熄了，星星一颗一颗地密了。因村集体缺钱，干部一年到头也只有几亩地的微薄收成，养家糊口都很勉强。
前路漫漫，总有人燃灯而行。2001年，在村里老党员的影响下，杨志伟进一步坚定了信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2011年被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后，杨志伟确立了两个目标：一个是用一两年时间，还清村上的债务，补齐老干部的工资；另一个是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定一个计划，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在乡村建设中，杨志伟逐渐认识到，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为了凝聚发展合力，我们一是‘强龙头’，建立区级指导员、街级指导员、驿站站长的包保服务体系，健全街道党工委—村党支部—自然湾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党员志愿者）—村民‘五位一体’的联络体系，开展‘一个党员帮三户’活动；二是‘筑体系’，搭建了以村级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两委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和‘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群众）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议事协商平台；三是‘优方法’，创新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四民工作法’，通过村民提议、商议、决议，制定了符合村湾特色的村民自治章程。”杨志伟说。
在记者走访入户的几天内，农力村村民对村干部群体有一个共同的评价：“他们是实在人。”在村民们看来，很多事别人做不成，村干部却能做成。
“早在嵩阳大道修建之前，干部就带领我们在2010年拓宽了村入口的道路。有村民担心自家田地被占，书记与其他干部挨家挨户调解。我记得书记感慨‘要是现在不修，就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当时，村集体没有多余的钱，书记自掏两万元，补上了修路的资金缺口。”77岁的一组村民李永才说。
李永才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景象：在干部的带领下，村民们上下一心，历时8个月“掏”出一条路，像极了寓言故事里的“愚公移山”。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农力村村民普遍认为，很多农村问题最终可归结于发展不足。因为惯性与传统使然，他们感觉常常难以解决眼前的“小问题”“小麻烦”，“找到办法”是他们生活中的急切愿望。他们认为，其中，最难的问题就是缺少发展资金。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起，蔡甸区累计统筹资金21亿元，重点支持美丽乡村、农村污水处理、农业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2022年，国家美丽乡村重点县建设项目在玉贤街道启动，主要项目共12个，各级财政总投资约2.03亿元……资金问题解决了，蔡甸区的党员干部在欣喜之余感到肩上的担子更沉了。
“农力村多为丘陵，地势起伏不平，人均耕地较少且土地分散。如果不解决‘发展’这个根本问题，用村民的话说，‘铁锹挖下去，还是穷’！”杨志伟说，要结合村情实际，实事求是找对致富门路。
土地是基础性的生产要素，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农力村面积4800亩，其中耕地面积1489亩、水域面积220亩、林地面积2800亩。根据村情实际，村里决定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引进林业企业12家，探索“基地+农户”的模式，为没有销售渠道的农户牵线搭桥。为了提升种养意识，农力村开展了“村里购树、村民种树”工程，村级投资4万余元，向村民发放5000多棵树苗，全村成立花卉苗木协会，全员达到200多户，农户覆盖率超80%。截至目前，苗木产业已累计实现销售收入40余万元。
“我们坚持村民主体地位，让‘闲置资源’转化为‘增收源泉’。目前，共摸排出闲置民宿20家、闲置土地400余亩。在此基础上，我们积极引入市场主体，吸引社会资本，依托闲置土地和民宿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杨志伟说，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3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3万元。
如今，走在白墙黛瓦的村庄看到，路两旁的杏树已果实累累，潺潺流水轻轻拍打着沟渠。在走访调研中，不少村民告诉记者，有别于以往的“一盘散沙”，他们渐渐感觉村落转变成了一个“共同体”，越来越多的事务需要大家一起协作解决。例如，在发展产业前，村民需配合村干部摸清资产坐落、权属、农户意愿及资产现状等信息，建立台账；村民代表大会、板凳会议、庭院会议等形式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村民意识到，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自身为村内资源调动和使用建言献策，从“被动管理”变为了“主动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玉贤街道招商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与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能人乡贤也陆续回村创业。以农力村“汉赛跑跑花园”文旅项目为例，该项目负责人黄泓锦就是村民眼中的“能人”。黄泓锦回乡创业后，每年能为村集体增加15余万元收入，带动周边150余名农民就业增收。
三组村民王和金用朴素的语言评价道：“现在，村里办好了企业，我们能在家门口务工了，这是件大好事。”
对于乡村建设来说，激活和塑造乡村治理生态非常重要。记者从蔡甸区区委组织部获悉，蔡甸区从打造基层党建创新实践阵地、搭建村级治理平台等8个方面帮助制定“共同缔造”实施方案，先后投入36万元资金用于农力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及共同缔造示范点打造。
蔡甸区财政局局长郭文斌告诉记者，农村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动员和组织农民自己去处理。财政资金进村要激发农民处理好自己事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形成外部资源“1+1＞2”的效应。
杨志伟告诉记者：“在村内，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谁好、谁差，乡里乡亲心里都有数。村民认可才会给你投票，如果大家不认可，你就不是村干部了。”在村务公开栏，记者看到2023年农力村召开村两委工作例会13次、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8次，议定村重要事务12项，接待处理村民咨询68人次，累计为村民办实事16件。
记者注意到一个名为“农力村党建”的微信群。在这个440人的群里，大小信息及时公开，村民可以自由向干部提问，村干部回复时间往往不超过半个小时，“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成为密切干群关系的生动实践。
作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村干部与群众接触最为紧密，他们需要处理各种琐碎的任务，随着党务、村务全面公开，干部需要全天候待命，其工作能力与水平被直接展示给村民。对基层干部来说，如何减轻负担，“轻装上阵”是他们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
通过访问玉贤街道有关负责人，记者获悉，近年来在组织、民政、司法等部门指导下，农力村推行“减负清单”，将村级服务事项规范成15项“正面清单”、38项“协助清单”和25项“负面清单”，如以前经常要村里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村民身份信息证明、婚育证明等都被列入“负面清单”。清单制划清了村级组织的职责边界，从源头挤出超出职责范畴的任务“水分”，村干部从繁琐的杂务中解脱出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村内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她”力量在乡村治理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贡献率明显提升。2012年成立、由70名女性组成的农力村“玉兰花”志愿服务队既是一例。该志愿服务队队长、文化娱乐志愿服务支队支队长冯俊玲告诉记者，“玉兰花”志愿服务队队员主要为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妇女”，她们或因家中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或因身体原因不能外出务工，以家务劳动和农事为生活重心，平均年龄45岁。
在农力村议事亭、服务队工作室，记者见到了“玉兰花”志愿服务队队员宋焕云和李娟。她们性格开朗，为人热情，是他人眼中的“百事通”。她们对记者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农村，很多事情男干部不大好传达，女性却可以发挥作用。我们借助女儿、母亲、媳妇等身份，实现村内大小政治经济事务的意见表达，延长了村集体的‘工作手臂’。”据悉，近年来“玉兰花”志愿服务队共化解家庭矛盾纠纷200余次，帮助解决村级事务超100起。
蹲点调研结束离开农力村时，晚霞正洒向广袤的地平线。一条大黄狗晃着尾巴吠叫着，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记者耳边，回响起村民、各级干部真切朴素的话语：“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